画家何多苓
人乃万物之灵——只要人类尚存，以人为题材的艺术品就会源源不断，这没有疑问。本文要说的是肖像画。依我之见，有史以来的肖像艺术分几个时期，其断代的重点是照相机的发明——一般认为，肖像画从此走向没落。这个看法有普遍性，连我们这些还在画肖像画的人也这么说。但其实这个问题远为复杂。照相机终止了记录性肖像的时代，这没有疑问——最差的照片也比最好的画更准确，更客观。也许有人会提出“照相写实主义”来争论，在此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因为在我眼中，最写实的画也不可能乱真，我就是看得出来区别——本文不讨论这个话题。那么，有了相机之后，肖像画还有没有意义？首先，如果把摄影的意义仅限于“记录”，摄影师就立刻要跟你急。其实，从诞生起，摄影就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既不去消灭绘画，也不以记录为己任——它成为艺术（包含技术）的独立门类。说摄影取代了绘画的人忘了，是人发明了照相机，不是相机发明了人。这里有个本末关系，不能倒置。操控相机的也是人，和操控画笔一样，只是工具不同。下面我要谈的就是工具。
“后数码摄影时代”是我杜撰的词，特指拍照手机。不久以前，除了专业人士，我们都用数码相机来拍照。相机也从单反、微单，进化到无反。然后手机也配上了镜头；自从苹果公司发明了智能手机，手机摄影技术突飞猛进。现在人手一个，在非专业领域，智能手机取代了相机，这说法一点不为过。以前我画画用的照片，都是用单反相机拍的，而现在手机即可。
问题马上来了：既然有了高质量照片，还照着画一遍干嘛？这就又回到了本文开始的话题。其实我自己也要用这个问题质疑自己：照着照片画，你干嘛呢？我们知道，在“后肖像画时代”，很多画家都坚持写生的，著名者如佛罗依德，他的一位朋友为了写书，还专门去给他当模特，体验了一把；看书中所写，一条蓝围巾就画了一个礼拜，故书名《蓝围巾的男人》以为记。国内也有几位，坚持写生，也创出了品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也能写生，而且对此很自信——问题在于，我的画早就不是肖像画，而我又请不起特技演员来当模特，把一个失去平衡的动作摆上几天。实际上，佛罗依德的模特也是坐或躺，而我画的人需要远为复杂的肢体语言。所以，相机就成了我的工具，如此而已。对此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见了学院派的朋友也不回避。
话题又扯远了。其实我本意是谈照相手机和我的绘画之关系。《她们，2019》这个展览本来计划在去年举办，因众所周知之故，延迟到今年六月，终于可以分享于大家，对踊跃提供形象的诸位美女也算一个交代。美女都喜欢被拍，也喜欢被画。相机和我都是工具——既然同是工具，自然有其中的因果关系，这因果关系也可以倒置。如果对她们写生，我的眼睛即镜头，大脑是处理器，手是打印机。而用手机照片时，这个过程反了过来——手机已经把对象处理了一遍，传到打印机印成照片。上述过程系人工智能所为。而我接过照片，又用我的眼、脑、手还原为真人工。这样逆推，意义何在？
必须承认，数码时代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观看体验。小美女们忙于自拍，据说她们已不照镜子——手机摄影有大量滤镜，可以把自己整成想要的样子，其实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形象——关键是自己承认这形象，别人也承认。她们通过镜头（加滤镜）来审视自身。现在哪怕在地铁上，也很少有人看你——人家在看手机。有很多前辈对此看不惯，但除了暴露自己年龄以外也没什么用。也有前辈注意到这种改变，比如大卫·霍克尼。他说：各种新的观看方式意味着各种新的感受方式。我很有同感。我仔细观察过手机摄影和我的眼睛所见有什么不一样。手机——它的芯片有各种算法，和人类的眼睛没有本质区别。或者说，它就是一个眼睛，也有自己的视力区间和个性。它处理了所见的世界，呈现在屏幕上，我们的眼睛越来越多地接受了经过处理的图像，在这一方面，我们和一位宋代的画家肯定大不一样。首先，我们看到已经是一个虚拟的二维图像。其次，以我经过写生训练的眼光，能看出色彩也被处理成一个特定的色调了。难道这不是艺术吗？
霍克尼进一步认为，照片不过是一种精致的抽象艺术。至少，我在手机照片里发现了风格——如同在绘画中。用自己的眼、脑、手把这种风格再P一遍是有趣的。我没有霍克尼走得远，但我也发现用一些滤镜，可以瞬间改变画面的色调。何乐而不为？有些做模特的自愿者还想P自己的形象。我说，可以啊，这也很有趣。反正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处于虚拟世界中。
何多苓的画与模特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