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福州晚报》2014年2月20日第B6版，作者：《福州晚报》编辑部，原题：《开国初期反腐曾经困难重重》重灾区：贪污人数三至五成

1951年11月，关于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受贿严重问题的报告就摆到了毛泽东的面前。随后的调查更加触目惊心。据称，中央贸易部和中央财政部在全国各有职工30余万人，根据已经发现的情况，估计贪污人数占全体职工总人数的30%至50％。其中中央贸易部“严重的贪污行为，（即贪污人民币旧币3000万元以上）可能占到总人数的0.2%～0.3%”；中央财政部“五千人的贪污案件中，贪污公款约53亿元，平均每人106万元”。为了遏制这一现象，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行动，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尚未完成的1951年12月1日，毛泽东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紧接着又在8日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毛泽东明确讲：“三反不反，党就会变质。从二中全会算起，如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三反”运动竟然推不动，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建立了以薄一波为主任的中央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并在党政军三个系统成立了各级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以前什么运动只要毛泽东一喊便灵，而这次三反“硬喊不起来”。负责领导华东军区“三反”斗争的陈毅就报告说“我们深深感觉到各级领导人，特别是中级以上，硬是推不动。”推不动的根本问题就是领导人“一部分不干净，首先害怕”。例如，西北局报称：“天水专区税务系统初步检查，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之三十强。陕西二十七个县公安局长中，有七个贪污。泾阳县有七个区长以上干部因贪污被撤职。已发现有县级、专区级重要干部贪污的，如渭南分区副司令员马华廷有很多贪污行为。”

中南局报称：“江西金豁县外派干部二十六人，即有十五个贪污，十一个因此脱离革命逃亡回家，遂川县外派干部五十八人，只二人不贪污。”毛泽东估算要枪毙几万贪污犯。因为种种复杂原因，“三反”运动一开始，就有推不动的感觉。为了改变这一被动局面，1951年12月31日下午，在中南海召开了由党、政、军、团、群等机关处长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由薄一波和安子文出面宣布：中央所属各部门，限期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和坦白，1952年1月11日前必须向中央交出合格的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不管什么人，部长、局长……官僚主义、手上不干净的，一律撤职，撤职后不给饭吃。”薄一波还当场宣布将军委技术部部长戴镜元、中央交通部办公厅主任张文昂和重工业部局长陆达三人“撤职查办”的决定。毛泽东在看到西南军区后勤系统的清查报告后就表示：“清出34%的贪污分子是合乎事实的”。并批示：“我们不怕贪污人数多，款数大，只怕不能发动群众斗争，不能将大中小各类贪污分子全部弄清楚。”毛泽东认为，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的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毛泽东还表示：“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他还说：“过去看联共党史，看见大批开除党员，当时了解不深刻，现在才体会到这一点，只有这样党才能健康。”由于薄一波当时兼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和华北军区政委，为了尽快取得成绩，薄一波专门召集华北军区各部队各军区首长开会，要求“集中力量捉大老虎”，层层分配打“虎”数字。毛泽东发动“三反”运动，以运动的方式反腐，确实在短期内起到了作用，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发展趋势。